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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十九届四中全会与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,都将“发展高端製造业”作为一项需要保持战略定力的重要工作。笔者认为,香港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人才优势、金融优势,在国家高端製造业发展中抢佔先机,以“国家所需,香港所长”为战略原则,助力国家发展,推动行业进步。

  近年来,国家高度重视实体经济,将发展实体经济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就此作出重要指示批示:“中国这麼大,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,不能走单一发展、脱实向虚的路子”,这一观点高屋建瓴、振聋发聩,充分阐释了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必要性。

  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,实体经济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,实体经济强,则国家经济强;反之亦然。中国仅用几十年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,关键原因就在於始终致力於发展以工业製造为核心的实体经济。中国已经建立起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,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0.516万亿元人民币。可以说,实体经济是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础部分,只有壮大了实体经济,筑牢经济根基,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。

  从国内环境来看,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,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。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,就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,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、效率变革、动力变革。但不容迴避的是,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劳动力价格上升、资源环境约束趋紧、资产泡沫化、投资效率低下和出口受阻等一系列现实约束,也面临着产业结构失衡、需求结构失衡、资产结构失衡等结构性矛盾。要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,提高经济发展质量,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,就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。

  从国际环境看,近年来,高科技含量产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关政策的鼓励下回流本国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,美国逐渐加速“再工业化”,强力推动“製造业回归”。从回归美国的企业数量看,2010年仅有16家,2011年为64家,2014年有300多家,数量逐年增长。特朗普上台后奉行“美国优先”,并实施减税政策,进一步吸引美资及其他外资企业向美国转移。究其原因,正在於白宫认识到美国实体经济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现象。

  香港要积极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,获得自身发展的新机遇和新动能。在高端製造业方面,香港可以发挥三方面作用:

  一是人才优势。高端製造业涉及门类广、产业链条长,是国民经济效率提升、供给侧结构优化的关键性行业,其转型升级对於中国工业体系的优化提升具有基础性、决定性作用,这就需要大量科技研发人才。香港应该以创建全球科创中心为契机,激励本港高端人才向基础学科、特别是高端製造业相关学科门类的研究倾斜,同时进一步扩大视野,吸纳全球相关人才,扩大本港的人才优势,为国家高端製造业技术攻坚贡献香港智慧。

  二是资本优势。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,要获得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,就必须加强金融风险防控。防範金融风险的一个根本出发点,就是要坚决避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。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,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,是金融的宗旨,也是防範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。要防控金融风险,必须使金融、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重新回归实体经济,引导资金助力於实体经济发展,做大做强实体经济,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。在这一点上,香港政府应该用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各种政策,吸引本港资本和金融业为高端製造业的研发、试验、应用等跟踪服务,为国家高端製造业发展贡献香港血液。

  三是集群优势。当前国家装备製造业部分关键核心领域受制於人、产业结构形态相对低级、整体发展质量效益不高,在产业创新能力、产业组织形式、人才基础、资金环境、质量品牌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痛点。从美欧主要发达国家看,装备製造业已经呈现智能化、个性化、服务化、绿色化等发展特征。香港作为国家与世界联络的“桥头堡”,完全可以发挥区位优势,对内融入“振兴东北”、“长三角发展”等国家战略,对外积极与发达国家的相关机构和企业密切合作,发挥世界级先进製造业集群优势,为国家高端製造业发展贡献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