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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近有学者提出,人口增长放缓后,包括人口负增长,虽然经济增长的劳动力供给规模和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红利没有了,但通过教育等措施,提高劳动力素质,特别是通过高素质劳动力,指挥机器人替代中低素质劳动力,会给经济增长带来第二次红利。言下之意,人口增长放缓和负增长,少子化、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并不可怕,可能还是个好事,国民经济可以在人口素质提高和智能劳动等支撑下,稳定和正常增长。

  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,首先是产生人的各种各样和不断增加的需求,其次是按照人的需求组织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给。因而,国民经济是供给与需求同时作用而增长。没有生产和供给,就没有所用的产品和服务;但是没有人的需求,就根本没有必要进行生产和供给。

  最近,全球经济跌入了“人口增长放缓、少子化和老龄化→经济主力人口收缩→创业就业相对减少→有支付能力需求收缩→生产相对和绝对过剩→经济萧条→经济增长下行”的因果陷阱中。中国也不例外。这次生产过剩、经济萧条的原因,与20世纪30年代末经济大萧条不同,由於凯恩斯主义政策工具失效,全球许多国家实施宽鬆货币,经济运行却进入“低通胀、低利率和高负债”困境。

  人口和劳动力素质提高,提高了经济增长来自於劳动效率的红利。或者过去几个人从事的工作,现在可以由一个人完成;过去由人完成的工作,可以在高素质劳动力的指挥和操作下,由机器人去完成。这样在投入产出中,即使劳动力减少,高素质劳动力和机器人却替代了减少的劳动力,劳动力要素能量并没有减弱,产出也没有减少,甚至还有所增加。

  然而,高素质人口,特别是机器人,并不能替代减少的中低素质人口,去吃饭和多吃饭,去穿衣和多穿衣,去化妆和多化妆,去用手机和多用几个手机……。

  这可能带来一个问题:人口减少了,人类的需要也就减少了,那麼,高素质劳动力和机器人创造的产品和服务,谁来消费和享受?在劳动力增长上行时,或者零增长时,萨伊定理成立。然而,当劳动力,特别是经济主力人口连续和长期负增长时,随着创业就业的收缩,收入在收缩,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也在收缩。如果下行的坡度太陡,生产能力,特别装备厂房等资本不能及时出清,而且需求连续不断地收缩,过去形成的产能不断出清,过剩将会常态化。这时,生产自动创造消费,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市场环境,便会蕩然无存。结果发生资本利用率不足,其投入不变但产出相对被迫收缩,其实侵蚀了“广义技术进步的贡献”,即产出的余值部分。2012年以来,中国所谓的经济效率下降,其实并不是技术没有进步,而是产能利率用降低,损害正常产出抵销余值所至。

  有学者提出,劳动力素质提高,可以增强国际竞争力,加大出口,这样就可将国内过剩的产能消化掉。中国出口佔GDP比重已经从2006年的35%降到2018年的18%,比率降低近一半,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,都努力在减少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;一些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过去出口导向发展模式,也在全球性竞争中挤压中国出口市场。随着中国承诺更大力度开放国内市场、扩大进口,未来期望扩大出口,以平衡日益困难的国内工业产能过剩。

  在产出已经过剩、未来可能会常态化的情况下,提高人口和劳动力素质,一个人幹几个人的工作,由高素质劳动者操作机器人来替代一般劳动力,一是产能本来就过剩,再增加产出,会导致生产的更加过剩;二是机器人属於资本,低素质劳动力人数也不少,资本和高素质劳动者分配过多,低素质大众分配较少,导致分配扭曲的生产过剩,经济下行的压力会更大。

  生产过剩,经济下行压力已经成这样了,而且正发生连锁和乘数性的收缩,已经影响到正常的创业就业。应当承认人口缩减力度太大和时间太长问题,面对客观生产过剩和下行压力,想点办法去解决当前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,是中国学界和政策界应有的态度。关键是,辩解、宽心和找出一点可能发挥不了作用的希望来,对於解决当下紧迫的问题可能没什麼用。

 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、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 周天勇